近日，我校《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課程授課人，原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博士生導師王學東教授接受了我校學生專訪。他對同學們講述了自己的求學與科研工作經歷，就同學們在大學期間如何培養學習精神和選擇學習方法等問題，作出了相應的指導和建議。
記者：王老師您好，我們了解到您個人從知青到大學生的早年經歷，您能給同學們介紹一下當時的具體歷程嗎？我相信正處于大學階段的同學們能從您的經歷中獲得許多啟發。
王學東：我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1966年小學畢業，1968年進入中學，在此期間沒能學習到多少文化知識就被分配下鄉。我當時被分配到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從1969年下鄉一直干到1978年，因為文革造成的所謂“家庭問題”，只能在農工排種地。那里的工作異常艱苦，勞動強度非常大。但另一方面,我也很自豪，因為我們連隊是全兵團的先進連，平均每人每年能夠給國家上交一萬斤商品糧。
盡管我因為“家庭問題”受到了很多打擊，但我在連隊期間一直沒有放棄學習。農業連隊的勞動條件很艱苦，但我還是會找一些書來讀，因為我的目標是進一步深造，也出現過兩次實現這一目標的契機。一次是在1972年，我借回北京探親的機會做了一個手術，因為聽說大學要恢復招生，就以術后休養為名休了半年假，利用這段時間自學了初中、高中的全部課程。1973年開始推薦工農兵上大學，也是因為家庭原因，我沒有資格被推薦，只能繼續種地。第二次是響應毛主席向全黨提出的學習馬列經典著作的號召，1973年開始全國各地紛紛舉辦理論學習班。我很幸運，被推薦到團部理論班學習，盡管學習時間只有一個多月，但我如饑似渴地求學，做了很多筆記，這段時間為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打下了基礎。
我在1978年2月辦理“困退”手續回到了北京，準備參加當年的高考。我當時主要的學習任務是“補短板”，因為盡管之前有過半年的補課，但我和應屆生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數學方面。那年高考，我數學考了40多分，在文科生當中算是高分，其余科目整體分數都不錯，達到了重點線。填報志愿時，我根據自己經歷和理論基礎，選報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很順利就被錄取了。
剛入學時我的基礎很差，在學習上有很大困難，特別是外語，可以說是零基礎。人民大學當時開設五門公共外語課，英法德俄日，選學英語的人非常多，但英語師資少，只能通過考試決定選課資格。我由于基礎太差，英語考試交了白卷，所以聽從老師的勸告選學了德語。畢業分配時，我考慮到中央編譯局既有與我所學專業一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所，又有許多一流的德語專家，到那里之后既能從事專業研究，又能提高德語水平，所以就選擇了中央編譯局。
回頭看從下鄉到返城上大學的經歷，我有兩點感悟：一是年輕人要有理想、有目標，永遠不放棄希望。二是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恢復高考的時候，機會對于所有下鄉知青來說都是一視同仁的，但大部分同學沒有任何準備，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機會溜走。而像我們這些事先復習過功課、有過準備的，就抓住了機會。所以說，永遠不放棄希望，腳踏實地地做事，隨時隨地做好準備，才能抓住人生的機遇。
記者：聽了您這段經歷，受到的啟發真的特別大！您在當時那么艱苦的情況下還能堅持下來，考入大學，又通過刻苦學習進入中央編譯局工作，太勵志了。您在中央編譯局任職多年，您覺得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工作，對我們學習、研究、普及馬克思主義有何重大意義？
王學東：我剛到中央編譯局時并沒有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編譯工作。當時局里有一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所，我因為專業對口就先到那里做研究工作，從最基層起步，一直做到研究員、研究所所長。2004年底升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后，我才開始投入馬列經典著作編譯工作，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兩大重點編譯項目——十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寧專題文集》的編譯工作。
馬列經典著作編譯工作對馬克思主義學習、研究、普及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我們講“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都是用外文寫的，包括德語、法語、俄語等多種文字，中國人看不懂，怎么能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呢？第一步就是要把外文著作翻譯成中文。對此我們黨一直非常重視。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還在籌建時期，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就委托陳望道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建黨以后，我們黨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由當時擔任黨中央宣傳主任的李達親自主持，主要任務就是出版發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和譯著。當然，那個時候由于條件的限制，馬列經典著作翻譯還是少量的、零星的。真正大規模、有組織地翻譯馬列經典著作是在延安時期。1938年在延安成立了馬列學院，其中設立了編譯部，由張聞天同志親自兼任編譯部主任。這是我黨歷史上第一個編譯馬列經典著作的專門機構，在抗日戰爭時期編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10種、《列寧選集》16卷和《斯大林選集》5卷。
1949年成立了中共中央俄文編譯局，1953年它和中央宣傳部斯大林全集翻譯室合并，組建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開始系統地有計劃地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全部著作。從1953年至1958年編譯出版了《斯大林全集》共13卷；從1953年到60年代初編譯出版了《列寧全集》共39卷，從1982年到1990年編譯出版了《列寧全集》第二版共60卷，2001年以后，又根據新發現的文獻編譯出版了兩卷《列寧全集補遺》，2010—2018年編譯出版了《列寧全集》第二版增訂版共60卷；從1955年到1985年編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1986年開始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迄今已經出版了29卷。除了三大全集外，中央編譯局還編譯出版了各種選集和單行本。特別是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寧選集》，以及十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寧專題文集》。
為了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適應不同人群學習研究馬列經典著作的需要，中央編譯局編譯出版各種不同版本的馬列經典著作，迄今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馬列經典著作版本體系。專職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需要用全集；一般黨政干部和教師可以用文集或選集；像我們青年學生通常用選集或單行本就夠了。
黨中央對中央編譯局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肯定。前段時間《光明日報》專門到編譯局做了個采訪，寫了一篇報道《一群人，一輩子，一件事》。就是講述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編譯的這么一群人，他們一輩子甘于坐冷板凳，專心致志、任勞任怨地干這么一件事。這篇文章發表后獲得了很大的社會反響。
記者：您覺得為了適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發展趨勢，馬列經典著作編譯要遵循哪些原則，或者說對編譯者有哪些水準、素質方面的要求？
王學東：這個問題非常好。翻譯工作有個“信、達、雅”的一般準則。編譯馬列經典著作，首先要符合這個一般準則，但又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我的體會是，要深入研究和準確表達馬列經典著作的基本觀點，要使譯文更加精準地反映作者的原意。馬克思當年寫作的時候究竟想表達什么意思？這需要譯者精通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不能憑想當然地說“我認為”他這句話想表達什么意思。
編譯馬列經典著作需要既精通外語，又精通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的復合型人才。現在有些人不太了解情況，覺得我們每年都有那么多外語專業畢業生，馬列著作編譯隊伍應該實力雄厚，不缺人才。但是，情況恰恰相反。單純學外語的人，搞不了馬列著作編譯。當然，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央編譯局也選調了不少單純學外語的人才。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些人被中央選調從事馬列著作編譯，都有崇高的使命感和榮譽感，一方面會繼續深化自己的外語水平，另一方面會努力學習馬列基本理論來充實自己。但是到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學外語的人，尤其是學德語的人，面對的誘惑太多了，跨國公司和一些大型涉外機構，不僅待遇好，而且出國機會非常多。而在編譯局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編譯工作，不僅待遇差，而且面對的是非常艱深的理論問題。外語專業的學生上大學時沒有深入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現在再讓他們去學習理論，自然很難學進去。例如，編譯局經常請外國專家給局內的年輕同志開理論講座。有一次我問一位德語專業畢業的年輕同志：“怎么總是讓老同志上去翻譯啊，你應該去試試。”他回答說：“你讓我去翻譯？他講的內容翻譯成中文我都聽不懂！”可見，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沒有經過系統學習的年輕人來說確實很難理解，而不懂理論就根本無法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翻譯。所以多年以來，編譯局的馬列經典著作編譯人才隊伍急劇萎縮，不僅難以吸引人才，而且還流失了大量人才。
這種情況和大學的培養方式也是有關的。現在大學不培養這種復合型人才。首先從外語教學來說，全都是清一色學英語，當年我們上學的時候還要求學第二外語，現在也不要求了。實際上我覺得，現在學習第二外語比過去更有條件。許多同學甚至從幼兒園開始就學英語，上中學時英語已經學得相當好了，到大學完全可以免修英語，騰出精力去學二外、三外。這樣，畢業后工作的選擇面就寬多了，德語人才也不會這么稀缺。至于外語院校，培養的德語人才基本不懂馬克思主義，甚至對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興趣。這樣的人才很難適應編譯局的工作要求。從編譯局目前的情況來看，學外語出身，后來成為馬列著作編譯專家的老同志很多，而年輕人中這種情況就很少了。年輕人目前比較多的情況是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或社會科學出身，來編譯局工作后再去強化培訓外語并到國外進修。這樣的人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編譯工作反而能做得更好，現在我們的編譯工作骨干多數是這樣的人才。
總之，我認為編譯工作需要的素質，必須是“復合型”的。第一要精通外語，尤其是德語，最好是精通多種語言。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寫作的時候經常是多種語言共用的，德文里面經常穿插法文、英文甚至拉丁文，還有一些著作是用英文或法文寫的。目前編譯局德語人才不足，法語人才更加稀缺，老的法語專家退休以后，沒有人可以頂上來。其次，還要熟悉馬克思主義理論。至少對于翻譯中所涉及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要了解它的背景、理論原理，否則翻譯無從下手。第三，要了解歷史。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在具體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形成的，要是對這段歷史、對當時的國情不了解，就很難準確把握。第四，要有廣博的知識面。因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上知天文下曉地理，作品涉及面很廣，比如《反杜林論》，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幾乎所有領域都涉及到了，此外還包括宗教（大量引用《圣經》），古希臘、古羅馬神話，甚至一些戲劇（浮士德、莎士比亞），所以知識面越廣越好。最后，中文水平要好，外文翻譯過來，最后校訂時尤其考驗中文功底。翻譯是一種再創作，要把原來的語序打亂重新組織，用最恰當的中文表達形式再現原文。如果中文水平不行，再創作就會變成“翻譯腔”，生硬拗口，甚至詞不達意。
此外，還要有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要求準確，而且還要求統一。統一這件事太難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出了50卷，可以擺半個書架，人名、地名、專有名詞在這50卷里面必須全部一致。如果沒有一整套嚴格嚴謹的流程，沒有專人去統一校正，很難達到要求。
最后，還要安于清貧。這也是很困難的。我剛才講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外面的誘惑太大，人才流失嚴重。當時《光明日報》的那篇報道，就特別強調了安于清貧這件事——編譯局的這些老同志們，甘于清貧，愿坐冷板凳，一坐就是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就這么堅持了下來，干了一輩子。
記者：您剛剛提到了，年輕人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非常重要。作為我校《馬克思主義經典選讀》課程的任課老師，您覺得對于同學們來說，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典原著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王學東：首先，應該區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和《馬克思主義原理》這兩門課程。《選讀》課強調的是讀經典，一定要讀原著，而且必須預習，上課之前應當完成閱讀，帶著問題來上課。老師講課只是幫助同學們理解，對讀原著進行輔導。但是有些同學本末倒置了，根本不看原著，就等著聽老師講，指望著聽老師講原理和結論，將來把這些原理和結論整理出來就能應付考試了。這樣學習是遠遠不夠的，不能本末倒置，一定要以閱讀原著為主，課堂教學只是輔導。
記者：可是我們閱讀原著困難比較大，因為原著有些地方很艱深晦澀。我自己的做法是先讀一些解讀原著的書，然后再去看原著，您覺得這樣可以嗎？
王學東：最好還是先讀原著，帶著對原著的疑問，再去看一些輔助閱讀的書籍或者聽老師講解。其實原著也并非像你想象的那么難讀，有些時候可能只是被某些概念問題困擾了。我們最近在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的著作難讀嗎？很好讀！話語很通俗，而且文采飛揚，讀起來非常舒服！所以我建議同學們，不要只閱讀毛澤東著作的節選或語錄，最好直接去看毛選，從頭到尾好好地看一遍。不難讀，很好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或許有一部分較難讀，但是就像你說的，可以通過一些導讀性的書籍來輔助閱讀。
我覺得讀原著有幾點要著重把握：一是寫作背景。經典作家當時為什么要寫這篇著作？這篇著作當時針對的是什么問題？另外要了解原著里包含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如果是論戰性的著作，還要搞清楚論戰對象的身份背景和主要觀點。比如《反杜林論》，就要知道杜林的觀點，否則就搞不清楚整場論戰的來龍去脈。
另外，不僅要能夠提煉、歸納原著中包含的馬克思主義原理，而且要搞清這些原理的產生條件和針對的對象，它是在什么條件下，針對什么問題得出的，它的適用范圍和適用條件是什么。過去我們為什么會犯教條主義錯誤？就是因為自以為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原理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是可以不分時間地點條件照搬照抄的。我是學國際共運史出身的，我覺得國際共運史和科學社會主義是相輔相成的。前一段時間曾經傳說教育部要在專業目錄里把國際共運史砍掉，歸入科學社會主義，對此我是堅決反對的，這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科社課主要是講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觀點，而這些原理和觀點是在什么情況下提出的，針對什么問題提出的，適用的條件是什么，不學習國際共運史是搞不清楚的。比如暴力革命，在什么情況下必須進行暴力革命？在什么情況下暴力革命不適用？這必須根據具體條件作具體分析。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提出暴力革命的時候，很明確地帶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革命的暴力只是用來對付反革命的暴力。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對“能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廢除私有制”的問題回答說：“但愿如此，共產主義者也會是最不反對這種辦法的人。”馬克思1872年在海牙工人集會上演說時也曾談到，當時實行議會民主制的美國、英國，甚至也包括荷蘭，是有可能以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主張暴力革命是有條件的，是在不訴諸暴力就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如果能和平解決問題，干嘛要使用暴力？但是很多情況下和平道路是走不通的，因為統治階級不可能輕易放棄自己的統治地位，除非有特定的條件。當年北平為什么能和平解放？為什么可以不對國民黨軍使用暴力？因為當時國民黨軍被解放軍圍困，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愿意和平起義，所以沒必要再使用暴力。包括建國以后，為什么能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搞和平贖買呢？因為在無產階級政權的強大壓力下，民族資產階級愿意接受和平改造，不使用暴力我們損失最小，收獲最大。
學習原著的最大特點，就是我們相當于直接在和作者對話，了解當時他為什么要這么寫，搞清他提出的這些原理和結論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對原著中提出的原理和結論一定要聯系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來理解和使用，而不能當成教條到處照抄照搬。高中的時候可能有些同學已經養成了一種不好的學習習慣，不預習就直接聽課、做筆記，然后背熟老師給定的要點來應付考試。但是到了大學我們必須改變學習方式，要學會自己研讀原著，自己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學會做讀書筆記。
有些同學喜歡鉆牛角尖，特別是對某些比較晦澀的概念和范疇。我認為，對于那些過于晦澀的概念和范疇，同學們目前不一定都要鉆透搞懂。學習馬列經典著作，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于那些過于艱深的、冷僻的東西，等到將來自己知識面擴展了，學得更深入了，自然就能夠理解了。所以我再三向同學們強調，不要鉆牛角尖，比如像黑格爾的一些概念和范疇、青年黑格爾派的一些命題，以及杜林的一些觀點等。當時人們使用的一些哲學概念，我們現在其實早已不用，都是些很冷僻的東西，一時看不懂不妨先放一放，并不影響學習，不影響我們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再者，同學們要善于利用圖書館，使用工具書和網絡資源來幫助自己學習。遇到不懂的哲學概念、范疇，除了可以問老師，還可以查詞典、查各種工具書。詞典的解釋比老師的講解還要清楚、權威，老師說不定還要先查詞典再回答你，他也不可能把全部知識都裝在腦子里。人民出版社建立了一個中國共產黨理論資源數據庫，里面包括中央編譯局編譯的所有馬列經典著作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著作，以及黨的文獻和各種理論研究成果。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新華社，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和中央編譯局，都有各自的理論資源網。我們要善于發現和使用這些網絡資源，來幫助我們提高學習效率。
記者：相對于高中的學習，您認為大學期間要更加主動地閱讀、學習原著，善于使用輔助學習資源，那除了這些建議，對于原著學習還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嗎？
王學東：當我準備講授這門課的時候，得知我的學生都是剛從高中升上來的大一新生。為了了解我的授課對象的知識基礎，我專門上網查了一下高中政治課的學習要點，發現這些孩子高中的時候學的東西不少，尤其哲學部分，內容還是相當多的。但是基本上都是我上面所說的那些概念、范疇，公式、結論，沒有很深入的解讀。當時老師對你們的要求也是這樣，只要把這些要點背下來就可以應付考試了。但是到了大學，我覺得首先就要改變高中“滿堂灌”的課堂教學和學習方法，轉變成大學生主動學習、善于自學的學習方法，把自學和老師講解相結合，閱讀原著和使用工具書相結合。如果能夠結合自己的學習體會，寫出一兩篇理論文章，在雜志上發表，那就更好了，達到了學習和研究相結合，這是大學生應該有的素質。
對于我們高中時記憶下來的概念、范疇、公式、結論，到了大學要通過閱讀原著，使它們生動起來。當時是干巴巴的知識點，現在就要回到經典作家具體的寫作背景，搞清楚他們當時使用的方法和要解決的問題。這樣，我們學到的馬克思主義就活了，就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所以，自主學習，把握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而不是死記硬背一堆僵死的教條，這是我們在大學期間最重要的、最需要培養的品質。
記者：謝謝王老師的精彩解答！同學們在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時候，可以感受到它里面的邏輯性非常強，涉及的知識面也很廣，本科同學們在學習原典的過程中也提高了自身的思維能力。
王學東：如果按照我剛才提到的要求去做，真正搞清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立場、觀點、方法，對于提高同學們的思維能力，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都是非常有好處的。對于大學生來說，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批判精神，要有自己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對于任何問題，不能人云亦云地盲從，一定要獨立思考。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尤其是學習認識論、辯證法，首先要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不是說說而已的事，必須落實到具體行動之中。包括這門課，是預先讀過原著，帶著問題和思考來聽課，還是不預習，只等著在課堂上聽老師講？這兩種不同的態度獲得的結果肯定是截然不同的。
大學生一定要學會主動學習。我們中國大學的課程設置，實際上對大家主動性的限制還是挺多的。國外大學大都是選課制，每學期開學時，學校大廳里明明白白地公示各種課程，就像進超市購物、進餐廳點菜一樣，學生有充分的選擇權。比如德國，學生要有兩個主修專業，一個副修專業，或者一個主修專業，三個副修專業。選的專業里面有哪些課，課時、學分都很清晰。只要能達到應達的學分，就可以隨意挑選。德國大學生也沒有固定的班級，教室隨選的課程而定，這次課的同學是一些人，明天上另一門課的同學是另一些人。但是他們每門課都有相對固定的學習小組，一個很重要的學習方法就是“Seminar（德語）”即討論課。一個人主講，做一個“Referat(德語)”即報告，其他同學點評和討論，老師根據課堂討論的表現打分。這種教學模式很能激發同學們的學習主動性。我們高校的教學組織很大程度上移植了高中的模式，有固定的班級、教室和課程。盡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同學們能在現有范圍內盡量提高自己主動學習的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1年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了題為《領導干部要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報告，講得非常好，我想推薦給同學們。他在報告中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包含著經典作家所汲取的、人類探索真理的豐富思想成果，體現著經典作家攀登科學理論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艱辛歷程。閱讀經典著作本身就是增長見識、開闊眼界、增加思想深度和訓練思維方式的過程，就是培養高瞻遠矚的戰略洞察力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的過程，會使我們在潛移默化中受到他們崇高風范和人格力量的熏陶，從而實現自己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升華。”在這里，習總書記強調閱讀經典著作不僅能學習知識，更能升華自身的境界和道德情操。
習近平總書記還曾經說過：“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思想來源，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近期我們課堂也在學習《實踐論》和《矛盾論》。今天我在課堂上對同學們講，“兩論”是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給學員上哲學課的講義。他用這兩部著作來闡發和解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唯物辯證法的重要觀點，其中舉了大量生動的例子，而且這些例子都是結合中國革命實際、解決實際問題的，非常具有針對性。而我們這兩部著作的教材是節選，恰恰把這些生動的例子給舍棄了，非常可惜。所以我要求同學們回去之后，一定要原原本本地讀《實踐論》和《矛盾論》，特別是毛澤東結合中國實際所舉的那些例子，把它吃透，這樣就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過去學過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哲學著作中講的那些深奧道理。所以我覺得，我們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對于幫助我們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那些深奧的哲學道理，非常有益；而且能幫助同學們懂得，怎么聯系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在這方面，毛澤東同志作出了非常好的榜樣。
記者：感謝您在百忙之中給我們這次采訪的機會，祝您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王學東：我也感謝你們，來幫助我梳理自己的想法。
采訪記者：劉美琪 張潤澤 盧程皓 李夢佳
圖文來源：張潤澤 劉美琪 李夢佳 盧程皓
圖文編輯：張潤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