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首席教授、人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華思想通史》課程授課團隊帶頭人王震中教授，接受了我校學生的專訪。他結合自己的求學和科研經歷及心得體會，就本科生如何學習和選擇學習方法，以及課程設計中如何體現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特色培養方式等問題,向學生作出指導和建議。
（王震中教授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本科生講授《中華思想史》課程）
“專”與“博”之間的動態平衡
從我本人的求學經歷來講，我認為做學術研究，從大學本科開始就堅持下來，對知識的積累是非常有益的。大學階段的學習，應該既專注于自己本專業的學習方向，又不能把自己僅僅局限于本專業的方向，而是要廣博地學習。
當年我學習的專業是考古學，那個時候(七十年代)各個大學的考古學專業都設在歷史系內，所以歷史系的所有必修課程考古專業的學生都必須學習。在我上大學前的那個年代國家剛剛經歷了十年“文革”，所以在思想解放以后我認為上學的機會非常寶貴，我的求知欲是強烈和高昂的。我并不只滿足于課堂的學習，在課后也為自己找了很多書籍來研讀。我除了學習本系歷史專業的必修、選修課外，還去旁聽了其他系的很多課程。那時候我們的哲學講的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當時我對哲學、邏輯學、還有何煉成老師開設的教學經濟研究課都很感興趣，甚至還去旁聽了中文系開設的音韻學，了解上古發音，及古漢語在不同時期的發音。
大學生精力比較旺盛，求知欲強，多去涉及一些本專業之外的專業方向，給自己一個系統的學習訓練，對以后從事很多工作都有很大益處。對于很多課程，如果你都有所涉獵的話會非常受益。像我說的音韻學，單純地看有關的書籍，不一定可以看懂，但是在聽老師講解完之后，再去閱讀有關書籍，就更容易掌握和接受。所以我覺得，對本科生來說，要根據自己的專業特點和個人興趣，把自己的知識結構安排的更合理一些，不能“不越雷池一步”，不能有“我是學歷史專業、學考古專業的跑去聽經濟課有什么用”這樣的想法。例如，我在若干年以后，寫《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時（該書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1992年答辯，1994年出版，這本書也可以說是我的成名作），其中有一個章節是“聚落的生產、分配、消費和對外交往”，涉及聚落內部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我在該書中說：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著眼，自然是由生產決定分配、消費和流通，但史前考古所能提供的多半是儲藏設施和其他經濟性設施的歸屬和所有的一些情況。這樣就只好用逆定理來表達這種邏輯關系，即產品的儲藏設施的性質取決于分配制度，而分配制度乃取決于生產關系中勞動的方式和性質。這樣，書中運用了政治經濟學原理，分析出當時生產的組織管理及分配關系方面至少存在兩個層次，即以大家族為單位的生產與分配和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與分配。要是沒有經濟學基礎，就很難思考到這些問題，也很難提出這樣的分析視角。
再如，我當時主要學習新石器時代考古，而音韻學研究是從上古時代至明清時期古漢語發音研究，看起來好像和新石器時代一點關系都沒有，干嘛跑去聽古音韻學呢？其實我后來的研究要求把新石器時代、上古時代和夏商西周時代聯系起來考慮；而且有些歷史文獻成書是在先秦、漢代，在閱讀它們時是需要音韻學知識的；文獻典籍中有作為注音的“反切”，要是學過音韻學，你在閱讀文獻的時候看到這些作為注音的反切，你就能明白古音中這個字讀什么，與哪個字通假，字面上的意思和實際上的意思是什么。有些學者不注重古音韻知識，對有些字在古書中的特殊讀法不懂，這對文獻閱讀和教學極為不利。
年輕人精力旺盛，閑不住，把時間不用在學習方面，就會用在玩游戲、看電視劇上面，大好的時光就這樣荒廢了。我倒不是說生活里只是死讀書，一點生活樂趣都沒有,生活要豐富，張弛有度是應該的。但是呢，學習和休閑要相互有度，多學一些基本的、在學校外面學不到的技能，對以后大有好處。所以知識結構一定不要太過單一和局限。
研究生階段跟本科生階段相比專業性稍微強一些，不過即使有明晰的專業方向，也要多多涉獵專業相關的學科甚至是專業之外的學科。因為人的大腦思維能力、活躍程度，和你接觸的東西有關系，對當今時代社會正在發生的重大進步，一定要有所了解，把握時代的脈搏。看似和本專業關系不大，其實你能夠通過這些知識來開闊視野，并且能夠從其他學科當中借鑒一些重要的研究方法。所以專業性和廣博性、開放性，都要照顧。
博士階段專業性就更強了，要想把博士論文寫的有學術創新，甚至想建立某個學說，本領域的專著肯定要看，但往往別的領域的理論和思想，也可以給你帶來很大的啟發，從而獲得突破。俗話說“功夫在詩外”，并不是說你寫詩的技巧、對修辭的掌握在詩外，而是你的思想、靈感來源于詩外。孔子說，詩是言志的，詩用來抒發我們的感情、志向、境界。我們覺得一首詩好，除了感受到它語言上的美之外，更多地是感受到它的思想性和境界。我們做本領域研究的時候，不妨多涉獵其他的領域，一方面把這作為一種業余的休息，另一方面也可以給你帶來一些思想啟發和境界提升。否則以后可能路子會越走越窄，學問會越做越小。人始終要處于一個專與博，或者說專與通的動態平衡之中，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平衡點。掌握了動態平衡，才能有知識體系的融會貫通。
（2016年王震中教授在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做學術演講）
關于自我設計與融會貫通
不管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博士，在求學過程中，都應該有一個自我設計。我不管是在本科或者碩士階段，對自己的發展方向都有一個自我設計。比如說，自己將來想干什么，如果是想做研究，想要做什么樣的研究，這個時候你就要去思考，你的前輩，做過怎樣的研究，而你自己想要做怎樣的研究。不是說研究什么問題，而是說在這個學問里面，你要走什么樣的研究道路，這和自我設計一定是有關系的。
同時，自我設計需要適時調整，這個自我設計在不同的年齡、階段有所不同。調整與自己的讀書境界有關，讀書境界不同，眼界不一樣，自我設計也會不一樣。這樣一路走來，原來的目標和現在的目標也是不一樣的。調整也是為了適應社會的變化。完全把自我設計建立在空想的基礎上，不考慮社會的需求是不合理的。在我們的那個年代，人生軌跡很大程度上還能按照自我設計來規劃，所以，心中也還有所謂“事業”即“專業”的觀念。隨著時代的改變，如今就業是個很大的問題，有時候不是自我設計，而是變成被市場設計，人也罷，產品(包括自己的作品)也罷，都是以市場為導向。我們沒法扭轉社會如今的這種現狀，但是可以進行恰當的自我設計。一方面我們要順應市場經濟；另一方面，我們要發揮自我設計的兩個作用，一是強大自我，二是使自我興趣和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調和。市場以競爭為機制，而有時候自我設計是純學術的，無法進入研究所工作可能就要進入大學工作，從事教學，也有個別到了機關、企業工作。盡管目前是市場在設計人才，但人才也不能完全放棄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要在市場牽引中使市場需求和自己的興趣方向一致。把自己的興趣方向作為業余研究，有時候做得好了，業余研究也會出很大的成果，這些都很難說。
我認為融會貫通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對研究的問題不能融會貫通，或者對掌握的材料不能融會貫通，這樣所研究的學問往往是一孔之見；融會貫通之后，才能成為一門“立”得起來的學問。所以我在《中華思想通史》課程中也講了，什么叫學問呢？學問就是知識的系統化。一些專家們，也就是在貫通上、匯通上、廣博上與專深上達到了一個平衡，并且建立了自己的解釋系統。
我覺得大學本科生們和研究生們，要注意兩個融會貫通。
一是要對材料融會貫通。有的材料是對證明觀點有利的，有的材料則是對觀點持反對意見的，我們不能只關注有利于證明自己觀點的材料，對不利于自己觀點的材料來個視而不見，不加理睬，這樣寫出來的觀點就很難站得住腳。 二是對問題要融會貫通，這和自己平時怎么學習也有一定關系，要是研究的問題完全是碎片化，問題之間一點都不搭邊，就很難形成體系。問題之間應該是要有一定關系的，把問題之間的關系相互聯系起來，學問就會越做越大，越做越系統。這樣的話，一開始可能只是針對一個小問題的研究，但找到了有聯系的問題時，就會促使你站在這些問題之上，從更高的層面進行思考，就很容易從中發現問題，把分散的學問變成系統的學問，這系統的學問中如果有很多內容是自己的學術創新，那就會達到一個整體的學術創新效果。
我在《中華思想通史》課程的授課中和同學們講過，要做到兩個統一。
第一是邏輯與歷史的統一。無論是研究歷史、政治、經濟還是哲學，都要注重邏輯和歷史的統一。馬克思在寫《資本論》時，還有恩格斯在創作時，都很講究邏輯和歷史的統一。有的人可能尤其注重邏輯性，比如黑格爾，他把自己的哲學叫做小邏輯。但是要把這種邏輯性很強的學說，放到真正的(或者說是正確的)歷史事實中來考察，可能就會產生矛盾，這種矛盾是致命性的；用邏輯來說明事情發展變化時，如果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發展變化，那邏輯上再合理都是一無所用。我舉個例子，解放前有個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到中國河南澠池考察，發現了仰韶文化遺址，當時把仰韶文化叫做彩陶文化。接著他又向西走，到甘肅青海一帶，也發現一些彩陶，還發現了一些單色陶，他就用邏輯的方法來判斷，認為單色陶是早期的，彩色陶是晚期的——事物的起源從簡單到復雜。他就按照從單色陶到彩色陶的順序，把不同地區發掘的文明遺址排列為先后六個時期。但是我的老師尹達先生，在二十世紀30年代就質疑了安特生這一觀點，他依據當時不太完整的地層關系和陶器文化內涵的分析，認為應該是彩陶文化在前，灰陶文化在后，并且認為安特生建立在自己邏輯之上的“中國文化西來說”不成立。這就是典型的歷史和邏輯的不統一。尹達先生當時是在南京和安特生辯論的，尹達說完之后，愛特生先生也很有科學精神，沒有強詞奪理，而是說他回去再繼續研究。二十世紀50年代以后尹達先生又進一步收集材料，重新闡釋，建立了50年代的中國考古體系框架。所以說我們考慮問題的時候要有一定的邏輯性，沒有邏輯性就不能系統化，會變得雜亂無章；但更要注重歷史性，不能讓以邏輯建立起來的東西和實際上發生、發展的情況相違背。
第二是宏觀與微觀的統一。考慮問題也罷，做研究也罷，都得這樣。有的看重宏觀的人，輕視微觀考據；而注重微觀考據的，也看不起只注重宏觀理論的人。我覺得二者都有偏頗。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些人確實注重空頭理論；七十年代之后，又覺得空頭理論是花架子，掀起逆反思潮，注重微觀考據。但是研究到現在，人們又開始批評研究的碎片化。碎片化的毛病，根源就在于沒有理論的思考，沒有高度的概括性，沒有系統化。我認為最為合理的，是在一個人的研究中就要有宏觀與微觀的統一。怎么統一呢？你既要研究具體問題，但是又把具體問題放在自己整個研究主題之下考慮，并且思考這個具體問題與其他一些問題之間的關系。這樣的學問，才叫大學問，這樣的學問才能讓無論是注重宏觀還是注重微觀的人都信服；實際上就是宏觀理論思維和微觀具體研究的結合。
在改革開放后，有很多國外的理論被引進國內。然而我認為，如果僅僅是一個拿來主義，把國外一些理論直接套用，那大概只是理論傳播最低級的一個階段。要上升到更高的層面，不僅僅是拿來，更重要的是變通，要進行理論的創新。有沒有變通和創新，除了個人要有理論思維、創新的能力，還和有沒有一定微觀研究的能力有關系。如果把理論拿來，又對實證研究下得功夫很深，就能夠把他人理論用來聯系自己的實證研究，去看看哪些地方是這個理論說得通的，哪些地方有時候是說不通的。說不通的地方，就是這個理論的毛病。所以要想發現前人理論，或是同時代、外來理論的缺陷，就需要聯系實證，需要具有很深的實證研究的素養和功夫，這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理論聯系實際。你有了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能力，面對新理論時，也就擁有了洞察它的建樹和洞察它的局限的能力，吸收其建樹，克服其不足，這樣就建立了你自己新的理論。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歷史實際相結合產生出來的。某個具體學科理論的創新和
發展，也一定是依靠宏觀與微觀的統一創造出來的。
關于《中華思想通史》課程
我給人文學院的同學們上《中華思想通史》課。教材是西北大學張豈之校長主編的，我教授的部分是從原始社會到春秋戰國的思想。我對這門課的講授是這樣設計的：第一，授課團隊成員都是和研究中華思想通史有關的老師，他們講的也是他們自己的專業研究方向。比如我講原始社會到春秋戰國，我也是研究先秦文化這一方向的。另外，宋艷萍、雷聞、王啟發、鄭大華四位老師分別講解秦漢魏晉思想、隋唐思想、宋元明清思想、近代中國思想。我對這四位老師比較了解，他們教的課程和他們的專業方向是吻合的。第二，課時的安排和所講內容在思想史上所占的比例是對應的。先秦史我講解了六周，秦漢魏晉講解兩周，隋唐一周，宋元明清思想五周，近代思想兩周，是這么安排的。每個人課時的長短是與不同歷史階段跨越年代的長短有關系。
老師們授課能否深入淺出，能不能既講出歷史進程中思想脈搏的變動，同時又能在某些關鍵點上講的深入一些，而且吸收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表述方式讓學生聽得有意思，這些都對我們是一個挑戰。我自己正向這個方向努力，我也這樣要求其他老師。我計劃在全部授課結束后，組織授課團隊老師開總結會、座談會，讓老師和同學們再次面對面，總結一下每個老師教學工作的成敗得失，在深入淺出上是否做的到位。“深入”要體現研究性大學的特點，有理論思維或理論創新，講出學術前沿性，讓學生聽了以后有收獲；“淺出”要讓學生有興趣聽，喜歡聽。有思想有觀點不見得能表達得精練、流暢、風趣幽默。講課時不能教條式地灌輸，這樣學生聽了會乏味，他們現在也不是高中生了。怎么辦呢？我在課堂上，會把原著的精華的地方拿出來做成PPT，一些生僻字會在旁邊注上音，個別不好理解的詞會在旁邊解釋。然后分析作品里表現出來的思想，以及比較其他人的思想。這樣學生在接觸之后，對歷史文獻就不感到太陌生，反而是親近；把對文獻的解讀與對其思想的分析融為一體，這對一個初學者來說是很有益的。
老師要和學生磨合，教學相長。雖然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還提不出那些深刻有趣的問題，但當他們看了一定的書以后，再討論再提問題的時候，就會促使老師把有些問題想得更明白、更深入。好的老師既傳授知識，又引導學生研究問題，要做到讓學生能看到老師是怎么樣研究、怎么樣思考問題的。讓學生能夠明白為什么老師有些地方講得和教材好像有出入，為什么有些觀點和看法和教材很不一樣。有些教材一筆帶過，老師絕對不能照本宣科,這樣子學生聽著沒意思。但是又不應完全脫離教材，畢竟教材是有著周密考慮和系統組織。所以老師講課高明與否，也與他怎樣分配時間，怎樣讓學生在掌握整體思想脈絡的情況下，又在某些點上有些具體的收獲，通過這些收獲還能啟發他如何研究、考慮問題，為他提供一些方法和思維。至少我把自己六周的授課按這個要求來努力做的。所以下了課以后學生特別愛向我提問題。提問題的時候我就在思考，哪些方面學生還不明白，還要再講清楚一點。
我要求老師們時時刻刻要做到：一方面整體把握中國歷史主流思想的線索，另一方面在某些關鍵點上講得深入一點，講出每個歷史階段獨到的思想史特點。講的深一點除了可以引起學生的興趣，還會使學生從中學習到老師考慮問題的方法，老師的思維，及對一些問題的分析。但又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講得很深。畢竟整個課程從原始社會到近代才16周，時間是有限的，這就需要老師把握好詳略得當。
（王震中教授與采訪學生）
為什么要學習《中華思想通史》
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有自己的理論思維高度，這樣的民族才是偉大的民族。人類在幾千年的歷史里，能夠在歷史上凝聚成思想的并不多，都是歷史的精華。思想史和哲學史是緊密關聯的。哲學有哲學自己的一系列的命題，有一系列的學科范疇，但是有一部分和思想史是重疊的。學思想史能訓練你的概括能力，訓練你的抽象思維能力，訓練你邏輯與歷史的統一。我在課上也和學生說過，你寫出來的東西不管是研究性的或者是文學性的，如果沒有思想性，就是言之無物，就沒有靈魂。如果學過思想史，會訓練你發言和寫作的思想力，這對以后無論從事什么樣工作的人來說都是有益的。如果學了思想史之后，聽了歷史上這些思想家的思想，還老調重彈，人云亦云，那樣子沒有意思。也就是說，我們不一定要成為思想家，但我們的頭腦要有思想，不然的話，寫出的東西就是沒有靈魂的東西，工作中也容易人云亦云。我上課也對同學們說，“著書”就要“立說”，有思想才能寫文章，不然的話，就會變成一個文字的工匠，而不是一個有思想的學者。這是學習思想史、學習哲學對思維能力方面的益處。
現在有一些半民間化半專業化的所謂“文化學者”，在他們身上，既體現不出對歷史思想文化的辯證思維和批判性思維，也體現不出對思想文化的科學性推進。問題的癥結在哪呢？主要還是思想方法、思維方法的問題，也屬于沒有思想性的問題。我的看法是研究文化也得有思想，創作出來的作品也要有思想。最近中央在強調傳統文化要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思想和文化是互為表里的，沒有思想的人很難做出文化上的創造和發展。
近兩三年，我擔任《中華思想通史》的第一卷到第三卷的分卷主編（是雙主編之一），在這個過程中，會有意識地站在人類思維的角度來讀一些人類歷史上、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思想作品。
思想史作為一個學科，我們應該特別關注歷史的、完整的思想史脈絡，注重中華思想史中的“通”與“變”的關系。有時候把思想史劃分成各類思想，諸如哲學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宗教思想、文學思想等，這只是一種分類。在我看來，揭示各個時代的思想特質，揭示思想的時代性，即揭示由時代所提出的思想和思想挑戰，才是思想史應特別加以回答的課題。我們通過思想史的學習，能夠挖掘出各個時代文獻和文字背后的思維。所以，我覺得思想史總是同時也在考察各個階段的社會思維與精英思維。比如同學們學習人類原始社會思想史的時候，發現原始文化（也有人視之為“原始文明”）發展到某一階段，和現在的土著思想可以互相參照。在參照的過程中，可以看到那個階段的思想觀念和思維在整個人類歷史里面處于什么樣的地位、階段、水平和特色；可以看到原始思想觀念與原始思維是交織在一起的。
另外一方面，在解讀、分析我國古典時期（即我國思想文化第一個原創高峰時期）的諸子思想與思潮的時候，讓學生了解到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是怎么面對當時的社會而論述的。人的思維和思想往往是和已有的思維和思想互相借鑒的。在琢磨研究歷史上思想家們的思維思想的時候，其實也是在塑造自己的思維。有一定的訓練和塑造以后，會自覺不自覺地去考慮事情的條理性、因果性、關聯性，會形成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有的人是散發性思維，有的人是逆向思維，有的人是辯證思維；你在學習和教學過程中，琢磨這些散發性思維、逆向思維、辯證思維，并拿這些方法去考察別人的思維和作品時，就增加了自己的本領，提高了自己的理論思維水平。所以我覺得學習思想史的過程也是提高自己思維能力的過程。對同學們而言，無論將來從事什么樣的工作，這一點都是有用的。所以，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把“中華思想通史課”作為一門必修課，作為老師應該教好，作為學生應該學好！
最后，謝謝同學們的采訪，祝同學們學習進步，生活愉快！
采訪記者：張潤澤 盧程皓 李夢佳 劉美琪
圖文來源：張潤澤 劉美琪 李夢佳 盧程皓
圖文編輯：張潤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