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目標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發達水平達到世界先進和前沿、世界各國現代化共同的量的規定，又有符合人口規模巨大國情、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等中國自身特色的質的特性。中國式現代化的形成，最為關鍵的決定性要素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呈現出保持國家的獨立自主性，以及形成過程的并聯性、疊加性和跨越性。中國式現代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人民中心論”“本國國情論”“文明協調論”“和平發展論”為內核對世界現代化理論作出了原創性貢獻，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超越了西方經濟發展理論，打破了發展中國家依附發展理論的教條，開創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新路徑和人類文明新形態。展望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前景，中國人均GDP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2萬美元，在2040年左右達到3萬美元，在2045年左右達到4萬美元，到2050年左右達到5萬美元，中國產業結構繼續優化升級，需求結構進一步改善。未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要高度重視經濟全球化受阻帶來的創新乏力風險、重大突發性公共事件帶來的經濟衰退風險、重大國際政治軍事沖突和經濟危機帶來的極端環境風險。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上，中國式現代化要立足新發展階段，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高質量發展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任務。
關鍵詞： 中國式現代化 基本內涵 理論價值 經濟前景 重大風險 戰略任務
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認識、經濟前景與戰略任務
中國式現代化研究課題組
現代化是一種從不發達到發達的世界歷史現象，也是人類文明形態的演變過程，還是一種發展戰略的目標和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方面特征：“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歷史意義：“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迄今，中國式現代化取得了偉大的歷史性成就，破解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諸多難題，中國式現代化背后蘊藏著豐富的理論內涵和發展戰略價值，在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歷史方位下，中國式現代化也呈現出更加光明的前景。
一、 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內涵
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歷史現象和發展過程。從歷史現象看，現代化被廣義地看作是一場由西方社會發端，后傳遞至全球范圍內的至今仍在進行的人類文明轉型發展的變化，涉及到由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思維等人類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的社會變革；從發展過程看，現代化被看作是國家通過工業化進程而成為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前沿的過程，尤其是特指近代資本主義興起后，經濟落后國家通過科技和產業革命，在經濟和技術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發展過程。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圍繞著現代化這個復雜現象和過程，形成了經典現代化理論、經濟發展理論、政治發展理論、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依附發展理論等學派眾多、觀點不一的現代化理論，涉及到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眾多社會科學領域。現代化理論試圖分析現代化的動力、過程、結果以及模式等，從而說明為什么發達國家實現了現代化，而欠發達國家為什么沒有實現現代化，進而指明欠發達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
經典現代化理論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后發國家需要學習西方的社會經濟制度、文化觀念才能實現趨同于西方國家的發達狀態。經典現代化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自發的現代化模式的內在動力和演進過程。但以依附論為代表的現代化理論則指出了由于后發國家在技術、資金和市場上依附于西方先進工業國這些“中心”，在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外圍”不平等的地位，后發國家試圖學習模仿西方國家并不能獲得真正意義的發展，甚至造成政治上難以獨立，也無法實現工業化，更難擺脫欠發達的狀態。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拉美現代化模式為什么是不成功的。
從眾說紛壇的現代化理論中可以歸結一個更為普遍的“兼具規律性與多樣化”結論：雖然成為世界先進、達到發達水平的目標基本趨同，現代化進程中也存在關于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等方面的一些共同的規律，但在整體上看，世界并不存在一個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雖然先發的現代化國家的經驗對后發國家現代化道路選擇具有借鑒意義，但后發外源性國家的現代化路徑與先發內源性國家現代化路徑有所不同。即使就后發外源性國家現代化而言，也會有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可以說，選擇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首要是由一個國家的國情決定的，成功的現代化道路一定是符合其基本國情的。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個性化國情、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了有效結合形成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鄧小平同志從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最早提出走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思想。1979年3月，鄧小平明確提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更進一步，鄧小平同志用“小康之家”這個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描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提出“溫飽”“小康”“富裕”的經濟發展三步戰略目標。1982年黨的十二大首次提出經濟建設的總的奮斗目標是到2000年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可以達到小康水平，這把中國式現代化目標首次綜合表述為“小康”。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進一步把現代化戰略部署分為了“三步走”，在1997年的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首次規劃了建黨一百年和建國一百年的“兩個一百年”目標。2002年黨的十六大在確認實現了現代化“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的基礎上，提出在21世紀頭二十年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明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總結了黨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針對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從新的實際出發進行了艱辛理論探索，取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一步豐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內涵。中國式現代化，要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民主，推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要求統籌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協調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求立足新發展階段這個我國發展的歷史方位，完整、準確、全面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統籌發展與安全；要求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求促進整個人類進步，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建設“一帶一路”、走和平發展之路；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實踐成就看，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式現代化的形成大體經歷了三個時期：一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個時期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向著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目標不斷發展，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經濟基礎。二是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這個時期中國經濟創造了世界奇跡，形成了充滿新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明了新型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初步成型。三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個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了工業化，邁進了向第二個百年目標奮進的新發展階段，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全面確立，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和制度體系日趨完善，物質基礎更為堅實，全國人民對中國式現代化更加自信，中國式現代化在世界的影響日益深遠。
歸結起來，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目標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發達水平達到世界先進和前沿、世界各國現代化共同的量的規定，又有符合人口規模巨大國情、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等中國自身特色的質的特性。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性質、中國國情的要求和世界先進水平的目標這四方面要素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既是歷史的選擇，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從中國式現代化的形成過程中，可以看出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以下幾方面特質。
第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形成的最為關鍵的、決定性要素。
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考察充分表明，對于后發國家而言，一個積極有效、堅強組織的國家領導力量是實現經濟趕超的關鍵。這同樣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形成和發展的關鍵特征。國家領導力量的作用，在于新構一些后發國家所不具備卻是經濟趕超必備的“替代性條件”。這不僅體現在關稅保護和幼稚產業扶持的經濟方面上，也體現在政治法律制度各個方面。在中國進行對社會主義現代化探索過程中，中國發展所處的內外部約束條件始終處于動態變化中，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面對復雜多變的環境，堅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長期目標不動搖，充分發掘潛力和捕捉機遇，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這一進程中，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遠見卓識、凝聚社會共識、完成社會組織與動員的強有力領導能力，彰顯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目標理念和自我革命、自我糾錯的強大發展能力。
如果將中國現代化探索和實踐的歷程還原到若干個連續的、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節點，就會發現，在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改革開放直至新發展階段的過程中，如果不是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就無法在復雜、艱苦、多變的環境中始終可以實現社會凝聚、團結和動員；如果不是堅定不移的信念和遠大的使命作為基礎和驅動力，就很難長期引領和堅持發展的方向和目的，更無法進行不斷的自我革命、推進全面改革開放。這種始終以最廣大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目的的領導力量，在世界歷史上，只有中國共產黨這種經由歷史選擇的大眾型、使命型政黨，才具有這種特質。也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具有上述內涵和特征的中國式現代化。只有理解了黨領導下的國家治理，包括經濟治理、政治治理、社會治理、文化治理和生態治理，才能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形成中的國家作用。
從這一意義而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同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形成的最為關鍵的要素。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成功的關鍵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始終能夠從全體人民的利益出發領導中國人民持續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形成過程中堅持了國家獨立性和政治自主性。
從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中提出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到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提出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國家獨立性和政治自主性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二戰以來的國家發展史充分表明，在西方發達國家先行所構建和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后發國家欲通過經濟趕超推進現代化進程，保持國家獨立性和政治自主性，絕非易事。為了獲取一定的市場資源、技術與資金，后發國家往往要付出一定的政治自主性和國家獨立性代價，在“中心—半邊緣—外圍”的世界體系中謀求依附性發展。如果要在謀求政治自主性和國家獨立性前提下擺脫依附性發展，又往往會陷入“脫鉤”所帶來的孤立或停滯。“依附”發展或“脫鉤”發展，幾乎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遇到的二選一難題。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不僅保持了國家獨立性和政治自主性，而且既沒有陷入20世紀70—80年代的“拉美陷阱”，也沒有誤入20世紀90年代初東歐轉型國家的休克歧途。在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甚囂塵上之際，中國以“北京共識”另辟蹊徑，走出了一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化之路。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霸權主義來勢兇猛，全球化遭遇強勢逆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指出新發展格局的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為新發展階段指明了保持自主獨立性的中國式現代化路徑。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并聯的、疊加的工業化發展過程。
盡管現代化不只是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但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無疑是現代化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和根本動力來源。從世界范圍看，無論是早期先發國家，還是后發追趕國家，通過工業化驅動政治、文化、社會的現代化，都是共同的路徑選擇。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56項目建設，到改革開放以來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進新型工業化，再到新時代強調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都是中國現代化的主線。
作為后發國家的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與西方現代化道路不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后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從趕超的過程看，中國的并聯式、疊加式現代化過程是加速度的。1952年，中國的GDP總量僅679.1億元，人均GDP僅119元，2021年中國的人均GDP突破1.2萬美元，達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并預計在2025年之前跨入高收入發展階段國家行列（按世界銀行標準）。改革開放以來，在1978年到2020年的42年里，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2%。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96年中國經濟總量占美國的比例突破10%，2006年突破20%，之后每兩年突破10%，2008年突破30%，2010年突破40%，2012年突破50%，2014年突破了60%，2020年突破了70%。對于一個在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基礎上起步的后發國家而言，在如此短暫的時間里，實現如此連貫、高速、穩定的并聯式、疊加式的趕超，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奇跡。
二、 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價值
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和實踐邏輯，也有其深刻的理論邏輯和重要的理論價值。面對紛繁復雜的現代化理論，中國式現代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實現了對現代化理論兼容并蓄與創新超越的結合、規律性與多樣化統一，形成了以“人民中心論”“本國國情論”“文明協調論”“和平發展論”為理論內核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選擇，對世界現代化理論發展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了“人民中心論”的現代化指導思想，豐富發展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顛覆了“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經典現代化理論，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發展社會主義一個本質要求，將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將創新作為發展的第一動力，成功跨越了“卡夫丁峽谷”，使一個落后的東方農業大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工業產出大國，把工業較發達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國家所展示的未來景象變為現實。圍繞著生產力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遵循了現代化理論中關于工業化、市場化、經濟全球化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僅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但是，中國式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和邏輯根本不同，中國式現代化絕不是單純遵循現代化理論所揭示的生產力發展的普遍性規律，而是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的老路，成功顛覆了以西方社會經濟制度為模本的經典現代化理論。
從經濟發展看，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服從于資本邏輯，在資本主導的發展下，緩解資本積累矛盾，滿足資本增殖訴求是根本性和決定性的力量。無論這種目的的實現是籍由產業資本還是虛擬資本，也無論這一過程是否創造使用價值，創造何種使用價值，對資本而言都沒有本質差異；而中國式現代化的生產力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并列作為總任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本身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要求，生產力的發展不是以少數人的利潤為目的，而是以滿足廣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目的，以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導向，避免收入分配中的兩極分化，最終要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這還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體現在現代化目標上是中華民族自己“復興”而非向西方“趨同”，這就超越了西方現代化單純技術導向的“工業革命”邏輯，很好地結合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把“工業革命”和中國人民的“勤勞革命”有效結合起來。
從政治制度看，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價值追求，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堅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破除西式自由民主迷思，解構西式民主話語，跳出了西式“普世價值”陷阱，推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了國家和社會的長期穩定和發展，有效回應了改革開放之初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話語對中國造成的沖擊。“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巨大反差，宣告了以西方制度模式為現代化歸宿的理論破產。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了“本國國情論”的現代化戰略路徑，基于本國國情探索創新現代化動力機制和科學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超越了西方主流經濟發展理論，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新路徑。
中國堅持從本國國情出發積極探索適合自己國情的現代化道路。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人口規模巨大的、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發展中大國，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基于中國國情，中國不斷探索適合自己國情的現代化動力機制和現代化戰略。從現代化動力機制上看，中國共產黨開創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通過探索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既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有效地發揮政府作用；既充分利用資本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又要防止資本野蠻生長、違背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在具體經濟政策上，“有為”政府要參與經濟活動，這對于后發型現代化至關重要。但政府一定是從國家利益和全體人民利益出發的，而不是為了少數商業和政治精英的利益，一定要以“有效”市場為決定性的資源配置手段，實現“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有效結合。
從現代化戰略看，中國共產黨始終圍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基于國情變化和發展階段提出具體的現代化目標和戰略，并將之以“五年發展規劃”形式貫徹實施。1952年底提出了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化三改”目標；1964年提出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社會主義強國的“四個現代化”；1982年把中國式現代化目標首次綜合表述為“小康”，2002年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進入新時代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四化同步”，以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等戰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更是明確提出，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和促進高質量發展的“三新一高”戰略。所謂經濟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經濟增長，是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高質量發展是質量優先的經濟增長理論，這超越了主流經濟發展理論更多是關注經濟增長數量——GDP增速的傳統，將經濟增長的著力點放在經濟活動的質的提升上。
中國式現代化向發展中國家證實：一個發展中國家即使不具備先發國家所具備的發展條件，后發國家也可以實現跳躍性發展。發展中國家需要基于自己的國情，制定科學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發揮后發優勢，從而將強烈的現代化意愿轉化成經濟發展的實際效果。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了“文明協調論”的現代化目標導向，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超越了從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到信息文明的單維文明進步邏輯，打破了傳統與現代、中華與世界的文明沖突邏輯，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現代化是一個文明發展和文明轉型的過程。西方現代化開啟了人類的現代文明，但現代化進程中文化發展和文明轉型的過程是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信息文明的單維文明發展和轉型的過程，這基本是一個串聯式的文明進步邏輯。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其現代化目標是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要求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實現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這形成了一個壓縮式的并聯式的文明發展轉型邏輯。中國式現代化要求的是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要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的融合，要求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各類文明的協調發展，產生了一種系統協調的現代文明新形態。
現代化還是一個文明擴張和文明交融的過程。西方文明擴張過程中循序了“文明—野蠻”二元對立的“文明沖突論”來書寫文明邏輯，運用其工業文明的先發優勢對仍處于傳統農業文明的國家進行欺凌和奴役，近代中華“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經歷彰顯了西方文明作為先發的現代文明對中華傳統文明的侵略和壓迫。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摒棄了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相互沖突的文明發展邏輯，探索和創立了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文明新形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要尊重文明的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交流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只有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文明沖突’，就可以實現文明交流和諧。”中國式現代化的形成本身就是文明的平等尊重、交流互鑒、多元協調、開放包容、和合發展的結果：一是中國式現代化，秉承了中華優秀文明理念，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有機融合起來，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使中華文明再次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二是中國式現代化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積極推進精神文明建設，弘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匯聚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與價值共識；三是中國式現代化還借鑒了世界文明，特別是結合自己國情積極吸收和借鑒西方創造的現代化文明成果。
第四，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了“和平發展論”的國際化發展模式，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既打破了發展中國家依附發展理論的“咒語”，又證實了“國強必霸論”“修斯底德陷阱”的謬誤，為促進世界和平和人類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中國式現代化是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現代化，是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潮流、積極融入世界歷史的現代化。以共同體觀來看待人與人的關系，在東西方世界都有悠久而綿延的思想淵源。從《禮記·禮運》提出的“圣人耐以天下為一家”的大同理想，到張載在《西銘》中精心設計的倡導愛人和一切物類的“民胞物與”的世界；從《圣經》上講參與修建巴別塔的都是大洪水幸存者諾亞的子孫，到古羅馬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把人類社會的同一性回溯到上帝創世的初心，再到雅斯貝斯把人類的團結一致視為歷史的信仰和人性的條件，這些都反映了人類具備結成共同體的同一性基礎。作為新興發展中國家，中國以其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態度，成為推動全球和平發展的不可替代的積極力量。在吸收和借鑒人類文明成果的基礎上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中國始終積極承擔責任，為世界經濟穩定發展貢獻力量。進入新時代，中國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努力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塑造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走和平發展之路。無論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還是新冠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巨大沖擊，作為一個后發大國，中國都充分發揮了壓艙石的作用，為全球經濟穩定繁榮作出了應有的貢獻。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針對世界范圍面臨的一系列現代化困境和危機，中國倡導和推進“一帶一路”，承諾碳達峰和碳中和，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科學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世界之問和時代之問。中國式現代化極大地推進了世界和平和人類文明進步，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
中國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一方面，中國在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過程中，始終保持了國家獨立性和政治自主性，實現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兩大奇跡，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第一貿易大國，中國不僅沒有成為依附發展理論所揭示的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被“半邊緣”或者“邊緣”的狀況，反而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另一方面，中國始終奉行和平發展方針，徹底摒棄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國強必霸”的叢林邏輯和“修斯底德陷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早就向世界鄭重宣誓：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中國不認同‘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于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這些重要論述不僅全面闡明了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而且還徹底否定了“國強必霸論”和“修斯底德陷阱”。
三、 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前景
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前景，最為關鍵的決定性因素仍是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能否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積極推進經濟現代化建設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進程至關重要。借鑒國際經驗和發展規律，對中國2022—2050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進行預測分析，既有利于深刻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進程，又具有指導中國現代化實踐的現實意義。本研究在綜合了各類預測方法，基于收斂理論，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前景的基準情況主要分析結果如下。
（一）人口增長率
如表1所示，在基準情況下中國總人口將在2025年左右達到峰值，此后人口即陷入“負增長”。到2030年，總人口還能保持在14億。到2050年，我國總人口將降至約12.5億。未來30年我國老齡化程度將持續上升，到2050年，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將占到26%左右。
（二）GDP增速、人均GDP和GDP總量
表2為預測的基準情況下的GDP增速、人均GDP和GDP總量。從GDP增速和人均GDP發展水平看，中國人均GDP將在2025年達到14648美元，在“十四五”期間中國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水平進入高收入國家。在2032年之前中國GDP增速還保持在每年5%以上，此時人均GDP超過了2萬美元；在2040年之前中國GDP增速還保持在每年4%以上，此時人均GDP超過了3萬美元；到2050年經濟增速會降低到每年3%以下，而人均GDP達到48705美元。中國人均GDP從1萬美元到2萬美元，從2萬美元到3萬美元大體都花費了10年左右的時間。由于2040年以后人口負增長加快，中國人均GDP從3萬美元到4萬美元，大約只需6年左右。但需注意到，中國人均GDP水平相對于美國而言還比較低，2020年美國人均GDP水平約為63593美元。也就是說，不考慮匯率變動因素，中國2025年的人均GDP水平不到美國的1/4。即使到2050年，也沒有達到美國2020年的人均GDP水平。
從經濟規模看，到“十四五”期末的2025年，GDP總量達到146.74萬億元（按2020年價格計算），約21.26萬億美元。到2035年將達到250.45萬億元，約36.29萬億美元的規模；到2050年將達到432.39萬億元，約62.65萬億美元規模。不考慮匯率變動因素下，我國GDP總量到2025年將達到21.16萬億美元，將超過美國2018年的20.61萬億美元的GDP規模。考慮到美國經濟的增長，在2030年左右，我國GDP總量可能超過美國經濟總量，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三）三次產業結構
在基準情況下，本文預測，到2050年中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和第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速（見表3）。由于收斂速度的差異，加之中國第三產業水平距離美國的差距更大，第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速將逐漸高于第二產業。2022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速為6.48%，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速則為7.27%，到2035年左右，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速將超越第二產業。這也將為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打下基礎，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轉型。
表4進一步給出了基于基準情況下產業增加值增速預測的中國三次產業增加值占比的預測結果。可以看出，中國未來產業結構整體表現為第二產業占比的緩慢下降和第三產業占比的緩慢上升，第一產業的占比也是不斷下降，但到2050年，中國第一產業增加值比重仍在5%以上，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還能保持在25%以上。這種產業結構演變趨勢更符合中國的現實。當然，在基準情況下，我們沒有考慮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行業的興起對于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只是單純以美國作為發達國家的參照系，因此第三產業占比的上升速度較慢。
（四）需求結構
表5給出了基準情況下在相應人均GDP水平下中國可能出現需求結構變化。隨著中國人均GDP逐步提高，中國需求結構也產生變化。消費占比2025年達到68.51%，2035年達到72.68%，2050年達到79.01%。相對應的投資占比則逐步下降，2035年降至26.33%，2050年降至24.61%。整體來看預測中國需求結構將向著高收入國家靠攏，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將進一步上升。
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進一步深入，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逐步提升，中國需求結構也會得到相應改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GDP達到1萬美元后相比于典型國家而言，面臨著經濟增速變慢、投資比重過高、第三產業發展較為緩慢、儲蓄率過高、人口增長率下降、老齡化問題加重等問題。這是在中國未來經濟發展中需要警惕和著手解決的問題。以老齡化問題為例，2021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超過2.67億，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8.9%，65歲以上老年人口超過2億，占比14.2%。按照聯合國通常使用的標準，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社會。這也就是說，相比美國、日本、韓國等人均GDP和目前中國相同的時期，可以發現中國進入老齡社會的時間早于這些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低，呈現“未富先老”特點。
四、 阻滯現代化新征程的重大風險
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式現代化未來進程并不會總是一帆風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還將面臨一些風險和挑戰，而且，越是接近現代化的實現階段，可能會遇到更大的艱難險阻。中國現代化新征程面臨的主要矛盾是實現現代化的強烈發展意愿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國內發展面臨著經濟增速變緩、人口增長率下降、“未富先老”的老齡化加重等全局性問題的挑戰。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情況下，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以發生。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視阻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大風險和挑戰，做到未雨綢繆。
第一，經濟全球化受阻帶來的創新乏力風險。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化遭遇強勢逆流，再加之出于意識形態上的嚴格分野以及對中國實力的忌憚，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極限施壓，這將可能導致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與中國在經濟科技方面“脫鉤”，這進而可能導致中國原創技術進步能力不足，形成中國現代化新征程的重要阻礙。這一“脫鉤”風險最初從貿易領域開始。2017年，美國宣布對中國發起“301”調查，企圖對中國實施單邊裁決，這也標志著中美貿易戰拉開帷幕。再加之新冠疫情沖擊，幾年來中美之間經濟科技方面“脫鉤”的緊張趨勢愈演愈烈。中國具有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國內經濟大循環對中國經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如果經濟全球化受阻、中美經濟科技脫鉤風險加大，對現代化新征程也會產生極大的影響。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和現代化是相互促進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中國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中國利用自身勞動力低成本要素優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目前，美國仍然是全球基礎研究和工業技術強國，中國雖然科技創新水平取得較好的成績，已步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但很多核心技術依然依賴于國外，每年大量支出用于向美國、日本等國購買知識產權。中美如果真的脫鉤，那么美國向中國的技術轉移和輸出將大幅降低，“卡脖子”技術的數量及其影響范圍可能增加，這將極大地阻滯中國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步伐，現代化進程也可能被拖累。要應對這種風險，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將創新置于現代化事業中的核心地位，以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集聚全球創新要素，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形成高水平的自主創新能力，這對于中國現代化新征程至關重要，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所在。
第二，重大突發性公共事件帶來經濟衰退風險。
前述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經濟前景分析，是建立在中國經濟不存在重大、持續衰退基礎上的。近兩年的新冠疫情沖擊，中國的經驗與國外的教訓也都啟示我們，在未來的現代化新征程中，必須高度警惕類似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性公共事件可能重演。實際上，在人類歷史上，有多次瘟疫和病毒的肆虐，如2400多年前的雅典瘟疫，公元6世紀和公元14世紀因鼠疫而起的黑死病，等等。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類似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公共事件絕不會是最后一次，每次重大公共事件會成為影響深遠的大事件，一定程度上會改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面對這類重大風險，中國必須十分注意提高治理能力與治理現代化水平，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決定性作用，還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尤其是要在政府與市場協調上下功夫，提升應對突發重大公共事件能力，避免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因重大公共事件引發重大的、持續性的經濟增長放緩，保證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順利推進。
第三，重大國際政治軍事沖突和全球危機帶來的極端環境風險。
現代化進程的連續性對于一個國家現代化至關重要。在當今時代，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連續性很容易受到國際環境巨大變化沖擊而中斷或者倒退，最終不能實現現代化。無論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還是時下還在持續的烏克蘭危機，都揭示了重大政治軍事沖突和經濟危機可能給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帶來極端環境風險。極端環境風險對現代化進程影響是巨大的，但又是非常不確定。以當前烏克蘭危機為例來看，未來局勢及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就具有較強不確定性：一是加劇能源供應風險，可能會破壞中國經濟運行穩定性；二是加劇資產價格波動和滯脹風險，造成全球經濟受挫，進而可能拖累中國經濟增長；三是烏克蘭危機將加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解構，會給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帶來極大不確定性。面對這樣的極端國際環境風險的不確定性影響，需要統一全國上下意志和所有資源，堅持“穩字當頭”保證中國現代化環境的穩定性，努力為中國現代化進程再爭取30年穩定發展期。
五、 現代化新征程的重大戰略任務
中國已經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新征程上中國式現代化的總任務是：立足新發展階段，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國家安全建設的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完整準確全面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統籌發展與安全，在高質量發展中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協調高效、循環暢通的現代化經濟體系，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及國家和平發展，切實保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目標如期實現。
（一）經濟建設
一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在質量效益顯著提升基礎上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增長潛力得到充分發揮，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根據本文預測，到2030年中國會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2035年中國人均GDP將提升至2.5萬美元以上，2050年我國人均GDP會達到5萬美元左右。但要實現這些增長的前提必須是不出現大的經濟衰退，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穩中求進經濟工作總基調至關重要。
二是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加快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任務，必須加速推進。2020年中國已經基本實現了工業化，但還沒有全面實現工業化，工業化進程中還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工業現代化水平還有待提升，在新發展階段深化工業化進程意義還十分重大，還面臨著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實現的高質量工業化任務，而這又進一步需要加快建設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
三是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基點，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一項關系中國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任務，是新發展階段要著力推動完成的重大歷史任務，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戰略路徑。因此，一方面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另一方面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從而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二）政治建設
樹立正確的政治觀、民主觀、價值觀，推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更加完善成熟，不斷提升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的能力和水平，不斷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深入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彰顯社會公平正義，推進完善國家行政體系。推進改革的系統性、協同性和整體性不斷提升，在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全面推進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推進從嚴治黨，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三）文化建設
堅持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建設，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使其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堅持正確導向的輿論引導工作機制得到完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廣泛弘揚，全體人民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和文化凝聚力不斷提高。重視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的社會風尚基本養成，人民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健康素質明顯提高。使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的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華文化影響更加廣泛深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構建完成，中外文化交流更加廣泛，中華文化走出去達到新水平，文化強國得以建成。
（四）民生和社會建設
堅持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推進共同富裕，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科學規劃這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在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到2050年基本實現共同富裕。將中國建設成為教育強國，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人口預期壽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推進形成現代社會治理格局，社會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做好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按照“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七有所”目標，推進區域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不斷提升，并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相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標準。
（五）生態文明建設
統籌推進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實現美麗中國的建設目標。推進形成優美的生態，生態安全屏障牢固，生態系統功能健全，生態系統質量穩定，生態產品豐富。確保人民在日常生產生活中，能夠享受到安全的飲水、清潔的空氣、肥沃的土壤、美麗的海灣等優質充裕的生態產品。推進形成美好人居環境，有效降低建筑碳排放量，初步實現碳足跡全生命周期的可信記錄。使綠色成為提升發展質量的關鍵要素，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改變“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實現發展方式友好、動力內生、過程高效、生活簡約適度、行為綠色。積極推進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在達峰后圍繞碳中和目標，逐步實現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進一步優化、資源能源使用效率進一步提升。推進實現生態環境領域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基本實現現代化。不斷完善生態監管體系，嚴格環境質量管理制度，健全體現綠色生產和綠色消費導向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和法治體系，完善生態文明領域的統籌協調機制，不斷提高環境現代化治理能力，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促進綠色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六）國家安全建設與和平發展
堅持國家總體安全觀，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對內求發展、求變革、求穩定、建設平安中國，對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贏、建設和諧世界；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實國家安全的群眾基礎。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上，統籌發展與安全，建設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不被遲滯甚至中斷。
（本文發表于《經濟研究》2022年第8期）
作者信息
中國式現代化研究課題組：本文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研究”課題總報告基礎上進一步修改完成的。總報告是綜合各個分報告內容，由高培勇、黃群慧執筆完成。課題負責人：高培勇、黃群慧。課題組成員：張翼、張樹華、張永生、馮維江、倪紅福、楊耀武、楊虎濤、張旭、胡懷國、肜新春、熊昌琨、劉洪愧、周慧珺、田野、王文斌。
